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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辯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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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職務犯罪包括哪些方面

        時間:2018-04-11 12:32發布:重慶合縱律師事務所
                  一、引發職務犯罪的原因
          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存在和演變都有其深遠的社會與時代背景,職務犯罪產生也不例外,它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道德等有著密切的聯系。深刻分析職務犯罪產生的原因,對有效遏制,減少職務犯罪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教育失誤,存在“愿為”的思想誘因
          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我們改革開放十年的發展是好的,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鄧小平同志可謂明察秋毫。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但人的思想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切向權力和金錢看齊,有的為了金錢和權力不擇手段,甚至鋌而走險,以身試法。
          1.傳統教育失誤。圣人孔子曾說:“學而優則仕”。這就使得人們對孩子教育從小就要為官而學,把當官做為人生的目標和追求。為了望子成“官”,有些家長不惜血本將孩子送到省重點學校,從上幼兒園、小學開始就灌輸為“官”意識。從近幾年連續出現的“考公務員熱”就可以看出家長們望子成“官”的心理作用和影響。盡管“考公務員熱”也反映了考生對現實利益的訴求,但不排除官本位意識在一些青年學子身上的代際傳承。由于官本位思想作祟,一些人為了當官或為了更大的官不得不想辦法接近領導,尋找靠山,苦心經營、精心運作,為了籌措賄金或光宗耀祖的面子工程不得不利用手中的職權尋租,獲取非法利益。
          2.現代教育失誤。建國60多年來,我們著重于“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缺失,淡化了人們公共道德的意識、民主法制的意識、忠誠愛國的意識。我們現實生活中如果某人家里出了什么事,他首先考慮的是哪里有關系幫忙打招呼,而不是考慮怎么使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如果小孩和別人打架,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小孩被打傷了沒有?一切以自己利益為中心。改革開放后我們培養了很多的優秀學子,但有很多不見了蹤影,而解放初期我國貧窮落后,但很多如錢學森似的科學家仍然放棄國外優厚的物質條件回到國內,為強國強軍做出自己的貢獻,這都與公民個人素質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前腐敗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但從我們司法實踐來看,職務犯罪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仍存在三難現象:發案難、查證難、處理難。究其原因,無非是職務犯罪不同于其它刑事犯罪,有些公民認為反正職務犯罪沒有侵犯自己的利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有的由于是利益共同體,怕牽一發而動全身或拔出蘿卜帶出泥,即使給國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損失,也不敢維護公平正義。公民教育的缺失使得人們公共意識、公共責任、公共道德觀念淡薄,人們在罪惡面前保持沉默。因此公共責任義務和社會良知的缺乏使整個社會淪陷于道德滑坡危機之中。
          (二)制度的缺失,存在“能為”的犯罪空間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探索了很多依法治國的成功經驗,建立了很多的制度,如選拔用人制度、資金分配審批制度、法律監督制度、紀檢監察制度等等,這些制度對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它們仍存在不少漏洞和不足,從而為職務犯罪的滋生蔓延提供了“能為”的犯罪空間。
          1.內部制度不完善,一把手監督成真空。阿克頓說:“有權利的地方就有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是遏制權力腐敗的有效手段。當前社會普遍存在單位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的弊端,缺乏民主監督機制。雖然大部分單位設立了紀檢監察機構,但是人、財、物均由一把手管控,誰來監督?誰敢監督?如我們今年查處的原移民局局長楊某貪污受賄一案,公家的錢如同自己的小金庫,單位財務如同自家的出納,到單位拿錢如探囊取物,楊某任職十多年沒有任何人向有關部門反映其違法違紀問題。
          2.監督機制形同虛設,輿論監督不到位。盡管我國設置了諸多的權力監督機構,有人大、政協、紀檢、檢察、審計等等,但監督機構各行其是,致使監督機制不暢,監督效能不高,輿論監督也乏力,因為新聞媒體受黨的領導,領導批準你報道就報道,因此監督體系不完善,監督不到位導致權力者貪污受賄無所顧忌。
          3.體制不完善,收入分配不公。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一些體制的不完善,已嚴重影響到了我國經濟健康良性發展。如干部任用體制、資金管理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收入分配體制等等,普遍存在決策運行不透明、不公開、不民主現象。這種現象嚴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對未來發展也構成嚴重威脅。這一狀況的形成,與我國長期以來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土地制度、社會管理體制、市場管理體制、干部任用體制等方面存在的許多弊端相關。體制不完善導致收入差異懸殊。收入分配的不公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同為寒門學子,在同一個城市工作,公職人員年薪三、四萬元,在國有壟斷企業年薪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而不同的收入要負擔同樣的支出,難怪科學家不愿搞科研,要去開講堂,制造業不搞制造要去搞房地產。我們辦一個案件,參與干警七、八人,一般要幾個月,干警除了正常的工資和出差補助外沒有任何其他收入,而律師一個月工夫就是幾十萬元。收入的不平衡和保障機制的不健全迫使一些公職人員將權力尋租。所以制度的缺失為職務犯罪提供了“能為”的犯罪空間。
          (三)懲處不力,存在“敢為”的法網漏洞
          近年來,盡管查處了大批職務犯罪,特別是領導干部職務犯罪,改變了過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于立法不完善,地方保護主義、關系網的干擾,查處力度相對薄弱,對職務犯罪發案不報,包庇袒護,打擊不力,從而導致了立案少、有影響的大要案少、判決少、追繳違法所得少、辦案效果差等現象的發生,使得查處犯罪數與實際發案數相差甚大。有時為偵破案件的需要,對行賄者追究的少、判處實刑少,尤其是一些瀆職侵權案件發現難、查處難、處理難,處理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地方黨委主要領導的意志,使辦案干警的積極性受挫。法律的不完善、司法機關自由裁量過大、檢察機關有選擇性的辦案、審判機關差異性地判決,加上領導干部插手案件的辦理,導致執法不公、打擊不力,嚴重影響了法律法規的嚴肅性,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達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違法犯罪人員認為有利可圖,膽子越來越大,助長了犯罪的僥幸心里,從而出現了職務犯罪上升、涉案金額大、大要案多等令人擔憂的現象。所以懲處不力給職務犯罪留下了“敢為”的法網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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